张爱玲逃到香港的前前后后

1950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 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

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两个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写英雄”、“歌颂土改”，“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年底，中共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种中共特色的“思想改造”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人人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改造”。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胁”，她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准备离开“新中国”。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 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中共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年7月， 32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传奇才女张爱玲逃到香港的前前后后（上）
文／秦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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