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 政 ： 所 塵 封 的 和 所 復 活 的
此长篇乃是石破茂首相《戦後８０年談話》的思考😗😗

旧日本为何发动侵略？从这段历史中应该得到什么？我们所被灌输的历来是「富国强兵→对外扩张」这一莫名其妙的可笑逻辑。这也就是为何某甚为赞赏石破谈话，其摒弃“道歉—顽抗”的无聊争拗，而是试图告诉听者，究竟发生了什么。某无意复读该谈话内容，谨表达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体制问题—大日本帝国憲法的缺陷

《大日本帝国憲法》将政府与军事的统治权均归于天皇，陆海军大臣虽名义归内阁节制，但事实上为一独立权限。历史上的权力分立，从没有将天生具有扩张倾向的军权作为其一的，这就是旧宪法的巨大缺陷，不假某一二谈也。

进一步地，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期间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事实上埋下了瘫痪文官政治的种子。陆海军大臣须由现役之大将或中将充任的规定，将内阁的存续交由几位将军，只要他们拒绝履职，便可轻松造成倒阁。1931年皇姑屯事变起，军部屡次造成既成事实，文官内阁只得次次追认，足显体制之漏洞。

然，某无意在此追究伊藤博文等藩阀元老的责任。19世纪末，元老所面对的乃是国民素质低下、自由民权运动勃发、废除不平等条约压力巨大的三重矛盾。故，元老们起草出民主程度不高、容忍非责任内阁、同时极力追赶文明的宪法。对于元老们而言，顺民意、行立宪、开国会、办公选已无可厚非，硬要说考虑欠妥的话，某只能说「修改宪法之权限归于天皇」失之脆弱了。

二、天皇大权与自律主义：他有责任吗

《大日本帝国憲法》规定天皇大权，战争期间的一切重大决定也均以天皇之名义敕出，好似成为了“天皇乃战犯之首”观点的佐证，无数人也为“天皇逃脱了历史罪责”如丧考妣。但窃以为这种观点实在失之片面。

日本素无专制传统，古代天皇行使实权仅二百年左右，幕末“大政奉还”也并非指天皇亲政，而是指政权由幕府转移到了倒幕元勋身上。天皇几乎从未亲政，而始终是元老→政党→军部赖以维持国家统合、为自身寻找合法性的象征。

自明治时代起，天皇即半主动半被动地奉行自律主义，不主动干涉内阁与议会。我们熟悉的「明治天皇省吃俭用造军舰」就是这样：藩阀元老提出的预算案被众院否决，天皇虽加调停但无法弥合分歧，这才有了动用宫帑扩张海军的所谓「励精图治」。此后大正低智，昭和文弱，连强大的明治都未能抓住的权力，他们如何抓得住呢？

硬要说天皇在战争中有什么责任的话，他所背负的是「未能阻止战争」，而非「发动战争」的责任。然而，文官、政党都没能阻止，难道人人皆为战犯乎？

三、晦暗不明的日本人民—究竟无辜否

“原子弹下无冤魂”—无知者的又一颟顸言论。

政府官员中从来不缺有良知者。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先生，在满洲工作期间即反对军部之扩张，在立陶宛任总领事期间不惜违背政令，在天主感召下向数千名犹太难民发放签证，令其逃脱纳粹的屠杀。

民党议员中从来不缺明事理者。议员斎藤隆夫先生，1938年在业已为军部蚕食殆尽的国会发表「反军演说」，质疑汪精卫政府的执政能力，揭露军部所谓「大东亚圣战」美名背后潜藏的祸心，为时人所称道。

普通民众中从来不缺敢反抗者。1932—1937年，特高课警察共逮捕左翼人士73000余人；检阅部门每天都能发现前线士兵在家信中表达对战争的迷茫甚至不满；40年代，每年发生的“反战反军”时间数以百计。

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日本人的利益从来就和试图将之绑上战车的那一小撮人不同，他们的抗争从未熄灭。日本民众背负同等战争罪行，简直是道德最阴暗的厾虫才会深信不疑的谬论。

四、那所复活的—石破谈话的另一标靶

许多人讲，石破谈话旨在提醒高市早苗及极右翼力量。在自公联盟破裂、高市须寻求与右翼政党合作的背景之下，也许其确有此等效用。然，石破之循循善诱，令我们思考—军国主义之复活，当真一定是在日本吗？

旧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于其放弃倾听民众声音，最后走到了架空议会、炮制党禁、操纵选举这一步。日本不断沉沦的过程，就是公意被逐渐抛弃的过程。当今世界，究竟是谁如此啊？

旧日本并不存在共通的道德感与价值观，所谓的“爱国奉公”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自诩爱国者说不清楚。他们以爱国为幌子攫取利益，将国家绑上战车也在所不惜。当今世界，究竟是谁如此啊？

旧日本的许多媒体或自愿或被迫地支持对外扩张，将鼓吹反美反帝反西方作为每日例行的宣传论调。它们生怕爱国的口号不够响亮，生怕反美的调子不够高，生怕言论极端的程度落人下风。当今世界，究竟是谁如此啊？

总结

当“道歉与谢罪”成为某类蛆体不忘历史的唯一情由，当批发极右翼帽子成为他们彰显立场的最好武器，当胡搅蛮缠成为他们避免思考的绝妙手段，我们更应了解真正的历史，并热切地观看战胜国重蹈战败国覆辙这一「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历史大剧。我们大可讲得明白一些：中国，你说是这样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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