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第一批参加了八九广场示威？
曾经有官员问我：是不是有人鼓动你上广场？
我说，是自发的，更多的出于对胡耀邦的尊敬与祭念。
如果说完全没人组织，也不是事实，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境外或境内敌对势力煽动的。
组织者是一位同学他来自北师大，他后来参与高自联对话团，也应该与北师大有关。
耀邦去世，我们很快能想到他为改革为平反所做的许多努力，特别是他的朴素真诚与亲民作风。当年他考察到芜湖，当地官员要与他合影，居然遭拒，却与下榻的宾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了。
所谓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耀邦受保守势力打压，知识界、大学当然站在耀邦一边，这是大学快速动员上广场纪念示威的强大动员力。
当时一则传言，也是促动我上广场的情感力量：
说是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高层会议，他主张增加教育经费，杨尚昆等人要增加军费，耀邦得不到支持，一时气急，送医之后，与世长辞。
而当时物价上涨，我们读研可以拿到六七十元补贴（因为工作过，拿九成工资），几乎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其他没工资补贴的学生可想而知。有背景资源的，搞官倒，越往上越腐败，这些因素也是导致人们大量上街游行抗议的重要动因。
以下为我十年前（2014）的回忆文字摘录，还有相关内容以后整理再发。

一个人的八九六四纪事
1
我是1988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我考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文艺学专业，当时住在恭王府，离天安门广场不到20分钟自行车车程。
1988年五四前后我到北京面试，我面试之后，花了半天时间一个人端坐在广场纪念碑石阶上，每下个方向坐半小时，我强烈的印象是，天安门竟这样矮小，甚至有些破落，有点像生产大队的大队部。
我们一代一代人，小学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2
1989年元旦，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歌，我记得有两句诗，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来，这两句诗像谶言一样，惊现在六月初的夜晚。
天空起火了
孩子们快跑
每一个星星都变成枪眼
3
耀邦4月15日逝世，我们第二天开始听到传言，说他是被气死的，他重视教育，在中央会议上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杨尚昆等军头们要求增加军费，打击排挤胡耀邦，无论传言是否属实，对耀邦的纪念，是必须的。有同学说已有人到广场送花圈了，我们也应该制作花圈，送到广场，表达心意。
4
我们17号一早就从食堂借来了平板车，集资购买了花圈，一行十多个同学（我们88届只有十一个研究生，还有十多个进修生），把花圈送到纪念碑边摆好，上面写着纪念胡耀邦的挽联，然后就要纪念碑边照相留影。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悲情，说实在的，普通学生对领导人不可能有多么深切的情感，大家去送花圈，也就是表达敬意，还有一份对现实的不满，即，对让胡耀邦下台靠边的境遇不满。一些女同学穿红着绿，照相时也是喜喜乐乐的样子，这一镜头也被有心人记录下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号的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批评所指就是我们这些同学，说我们不严肃，云云。
当我们午间撤离广场时，只见长安街西路大批大学生赶到，他们人多势众，打旗喊口号，我们感受到某种振奋。
5
激烈的行为也在身边发生，有同学去敲打正在上课的教室门，要求他们停课到广场游行，授课老师不高兴。
有同学看起来积极，但并不参加集体游行，待我们到达广场时，他在旁观人群中。
6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副部级单位，而院长多由文化部长兼任，时任文化部长是王蒙，常务副院长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小人物。当时的院领导与研究生部的领导对学生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干预，不支持不反对的样子。一位博士生拿着募捐箱去找院领导募款时，居然也得到了他们的资助。当时的领导们不像现在的单位领导们这样官僚化，对上级脸色㦗若寒蝉。当时的领导们更多一些文人气，尽管口中不说什么，但心里多是支持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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