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惨案的历史教训,不在于学生们没有见好就好,而在于共党从来都不对内妥协,共军从来豆只打自己人;不在于学生们是否应该更早撤离广场,而在于掌握军权的邓小平始终拒绝以平等对话化解分歧。
当一个制度缺乏妥协的智慧,社会诉求便难以获得正常回应;当国家力量被用于处理内部政治冲突,受伤最深的永远是自己的人民。历史最沉重的悲剧,不是有人发出了不同声音,而是面对不同声音时,只剩下强制而没有协商,只剩下服从而没有对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四留给后人的启示,并非如何避免表达诉求,而是如何建立一种能够容纳异议、化解冲突、避免悲剧重演的政治机制。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而是不同意见无需以流血作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