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蓝图》于6月4日正式上线,免费向公众发布,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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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者们抢先阅读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给《革命蓝图》写的中译本序言《异议人士有门必修课》,原文如下:
异议人士有门必修课(王天成)
这的确是一本关于革命的书。但它所说的“革命”,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那种暴力革命――不是数百年前的英国、美国、法国革命,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的农民武装起义、晚近的辛亥革命和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所说的“革命”,是当代世界终结专制、开启民主最主要的斗争方式,也就是非暴力革命,或者说人民力量、公民反抗运动。
作者斯尔贾·波波维奇(Srđa Popović),是原塞尔维亚学生非暴力反抗组织 “抵抗”(Otpor)的共同创始人和1999-2000年推翻米洛舍维奇独裁统治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革命成功后,他曾短暂从政,但很快转而致力于传播非暴力抗争的原理、知识、战略和战术,帮助其他国家的反抗者。
翻译出版这本书的理由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是让我回到1989年鲜为人知的一幕,因为有必要做进一步说明。那一年,当天安门民主运动仍在高潮的时候,一个居住在美国波士顿、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的人带着其助手,飞越太平洋到北京实地考察学生运动。他是当代最重要的非暴力抗争专家、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Gene Sharp)。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夏普回美国后发表的、关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考察报告:
这一民主运动,从发起到屠杀之夜,“严格的非暴力形式的抗议”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我们去北京想要了解,学生们为什么会选择非暴力的抗争形式,这些想法来自何处?他们掌握了多少非暴力斗争的技巧?如果有领导者的话,是谁在领导这一运动?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活动有着怎样的战略构想?我们前去寻求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答案。
夏普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运动参与者们真正了解过非暴力抗争的本质。他写道:
没有一个我们访谈的学生接触过探究非暴力抗争的书籍、手册,或是任何语言的视听资料。一个加拿大外交官告诉我们,他听说有一些从美国买来的、关于非暴力抗争的书(未指名)在北京大学流传,但我们依然不能确认这一信息。许多学生说,他们的历史课本中提到了甘地和印度的不合作运动,有一个学生还很熟悉甘地对绝食斗争的运用。之后的一些报道指出,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人们能看到的也是很有限的相关资料。
从那时到现在,数十载已然过去,我国民主活动人士是否接触了更多相关书籍、资料呢?知识是否显著增加了呢?情况不乐观。只有极少数人表现出了追求这方面知识的激情,因为多数人没有认识到非暴力抗争也需要学习。但缺乏学习激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使有人想做一些钻研、探索,他们也不容易找到足够的中文作品。尽管陆续有一定数量的翻译作品,但作品的选择随机性强、缺乏系统考虑。
这就导致了一种足以令人吃惊的状况,即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知识,总体上并不比欠缺的过去有显著增长。这是一个重大的不幸,因为我们的对手自1989以来,一直在不断学习并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抗议的发生以稳固自己的统治;我们,希望改变中国的人们,却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加有知识而提升能力。
不止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相较于1989年,我们的认知还发生了退化、混乱。那时,投身于运动的广大学生始终坚持非暴力的理念,而今天主张暴力、贬斥非暴力的人却非常多。那场运动的惨遭镇压打击了不少人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加之对非暴力反抗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和战略战术缺乏了解,导致这些人的思想停留在依靠暴力追求改朝换代或政治变化的过去时代中。
暴力革命的确曾改变过历史。它有过其时代,但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当代世界,非暴力革命已经取代暴力,成为反抗专制暴政、开启政治转型的主要斗争形式。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从世界范围看,在人类争取自由的事业中,非暴力反抗比武装斗争更成功。
为说明这一点,这里分享两组国际上重要的统计研究结果:
从1900到2019年,全世界有650场推翻政权或者寻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其中,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51%,暴力运动只有约26%取得了成功。换言之,在过去120多年中,非暴力行动的成功率是暴力的两倍。
从1970年代至本世纪初,有67个人口100万以上的国家发生政治转型。非暴力抗争在其中的50个、也就是超过70%的国家,是关键性驱动力量。另外有14个国家的转型由掌权者自上至下改革所推动,还有3个是在外部干预下开启的。
我还想分享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它是关于战略战术之重要性的。 我借用另一位非暴力行动研究专家――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am)――的话,来介绍这一结论:
研究强烈表明,运动的战略选择和参与者技巧是其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简言之,好的战略、战术和行动技能,能够使运动克服不利条件而取得成功。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因为技能和战略选择的水平,是可以通过培训和其他能力建设计划而提高的。
根据梅里曼的研究,非暴力抗争有三大决定要素,即规模、战略规划与非暴力纪律6。在这三大要素中,对我们而言,最容易理解的是规模,就是参与反抗的人数。非暴力纪律的意思也算明显,重要的是保持克制、不诉诸暴力。然而,战略规划却并非如此“通俗易懂”,也是中国活动分子们所长期忽略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战略是不同于策略的。根据吉恩·夏普的观察,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最终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战略规划。
这是一个序言,注定不方便进而探讨什么是战略,特别是如何制定战略规划。这些最好留给读者自己通过足够的阅读去获得了解、领悟。当然,战略问题并不是唯一需要学习的。需要对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方法等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同时,这种了解和把握对于战略规划者也至关重要。非暴力行动作为一种改变国家与社会的斗争技术,是一门有丰富内容的功课,需要花时间潜心研读。
我在这里只强调了阅读这种学习方式,还没有提到另外一种学习来源,就是自身过去的抗争经历。自身的抗争经历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我们的经验总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正确解读。阅读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拓宽我们的眼界,并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总结过去的经验。规模空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惨遭镇压,所留下的阴影一直延续至今,许多人从中得出结论认为非暴力在中国行不通、必须使用暴力,这就是对过去经验的一个错误总结。
相当长时间以来,我国异议人士中有许多对非暴力抗争的严重误解。其中最流行、也最著名的,莫过于“非暴力只适合统治者比较仁慈或者有一定民主的国家”这一论调。同时,还有“非暴力是怯懦软弱的表现”,“主张非暴力是配合中共维稳”,“非暴力追求的是渐进改良”,等等。假如我们重视阅读,对于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方法有足够了解,持这些论调的人会少很多。
当前需要克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许多人对非暴力抗争信心不足。这种状况发生的原因,除了过去失败所留下的阴影,也与缺乏非暴力作为反抗专制的主要方式的知识相关。传播这种知识将有助于建立信心,从而在被压迫者自身方面减少开展非暴力行动的障碍。当然,顺序似乎只能是异议人士自身首先要坚定信心,然后去帮助更多人树立信心。目前,如果走进异议人士的家,你几乎看不到谁的案头有一本关于非暴力抗争的书,这种状况令人遗憾。
现在我回到《革命蓝图》这本书。刚才提到其作者波波维奇在成功推翻了本国独裁政权后,很快转而致力于帮助其他国家的反抗者。他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了非盈利机构“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 (英文缩写CANVAS),已有近40个国家的人参加这个中心的培训。他还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讲授非暴力抗争。他与其他国家的反抗者与广泛联系,足迹遍布世界许多地方。
《革命蓝图》就出自一个有这样经历和背景的人之手。这不是一本很厚的书,但作者的经历、背景增添了其厚度。它讲述的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严肃话题,在写作手法上却像一部细腻、生动的小说。 因而,本书在出版后备受欢迎,成为不可多得的、学习非暴力抗争技术的入门佳作。
说它是非暴力抗争技术的入门佳作,意味着还应该有进阶读物。这方面,让我们回到吉恩×夏普,尽管他也有普及性的佳作。吉恩×夏普对非暴力反抗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战略、战术、方法有迄今最系统、透彻的阐述。波波维奇当年参与计划、领导塞尔维亚反抗运动时,曾也受益于吉恩·夏普的著作。
借此机会,我想特别推荐夏普去世前不久编辑的、多卷本的自我培训读物――《自我解放:终结专制或其他压迫的行动战略规划指南》。这套书2009年出版后不久,台湾就有了译本,可惜误译很多。据我所知,已经有大陆异议人士重新翻译、编辑,希望能早日出版。
最后要提到的是,如果你阅读非暴力反抗的书籍,是想从中找到一套现成的、适合自己的具体行动方案,你将会失望。没有任何一本书,无论出自谁之手,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它们的价值在于增进知识、加深理解、训练思维、启发灵感,从而有助于成功制定和实施适合自己的战略计划、行动方案。
我们最好把反抗专制的非暴力抗争理解为一种战争,并且是比军事斗争更复杂的战争。那些有志于参与发动、领导反抗运动的人,应该学习、钻研这一抗争技术,正如军事指挥官需要上军事学院、需要学习“兵法”。而且,请记住,有些“兵书”,是需要反复研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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