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算王军涛37年后的反思。综合如下:
1989年不存在学生与中共和平讨论解决问题的空间。因为中共事实上事邓小平最终用兵决定一切。这一点不仅在六四屠杀可见,而且在92南巡体现的更淋漓尽致;那时邓小平已经没有职务。而从86年处置学潮看,即使学潮平息,邓小平仍罢免胡耀邦,发动反自由化运动,开除方王刘。所谓谈判不过是让镇压显得文明些。
在人类政治转型中,极权体制很少是统治者交出执政权力。统治集团有改革派主导交权,也是大规模政治风潮撕裂统治集团,催生出改革派。就此而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要有民间街头运动,精英讨论不能替代街头运动。这个街头运动开始或许不是政治取向,但极权政治中民间运动的规模必然导致街头风潮政治化。
在极权体制政治转型的大事件中,民间运动中搞政治算计既缺乏足够的信息正确算计,也没有精致实施算计结果的组织机制。那时,正义感、勇气、信念和行动意志更重要,也是决定性因素,甚至决定能否你能否入局。这是运动兴起和急剧发展中启蒙者和发动者被淘汰甚至被失控的运动清洗的原因。
分析一个政权不合理的智慧,与结束一个政权的政治行动的智慧 ,是两种不同的智慧。前者是超越具体环境的理性总体视野,后者是具体的即兴在场创作。前者并不具备评析后者的政治智慧和资格。
习近平独裁以及恢复党国极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给89之后的政治争论作出结论:没有政治改革,就不会有可靠和可持续的进步;经济及其他成就都可以一夜归零。而共产党制度还在,威权就可以重新蜕变为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