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中国民运」三十七周年纪念研讨会（三·议题1）【八九民运】“外高联”十五项重大贡献

「八九中国民运」三十七周年纪念研讨会
第三专场会议：主要学生组织与「八九中国民运」三十七周年纪念研讨
《「外高联」与八九中国民运》首次向世界披露十九项“八九中国民运”相关重要史实，包含“外高联”十五项重大贡献
主讲人：王醒
（时任“外高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 部秘书长）
“外高联”十五项重大史实与贡献：
一、 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外高联”）成立组建、运作和组织体系及核心、骨干成员。
二、 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成立组建、运作和组织体系及核心成员。
三、 外地高校学生 500 多名（天津地区）参加了最初的绝食请愿活动，连胜德是主要组织者。
四、 北京戒严最初四天最关键时期，成千上万支学生纠察队阻拦军队进京壮举内情。同时策略性上书和公开致信邓小平。并且“外高联”派出上千名纠察队员到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抗议，成功营救出被抓捕的三名“工自联”领导人。
五、 学生市民成功阻截军队戒严推进，争得赵紫阳最后抗衡中共“顽固派”机会。
六、1989年 6月 1日“外高联”发布《爱国民主运动胜利撤出天安门广场宣言书》，实施撤出天安门广场努力史实详情。
七、“外高联”持续与中国红十字会协调、谈判，争取对参加学运同学的医疗、卫生和人道主义救护。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中共当局和戒严指挥部申明取消北京戒严，停止军队开进北京城，防止大规模人道灾难发生。
八、 1989 年 6 月 4 日至 8 日，“外高联”作为学运主要组织对北京市协和医院等四所医院死伤人员实地调查、取证，开展抗暴斗争实况。
九、秦城监狱关押的外高联指挥部成员及常委等几十位主要成员/秦城监狱关押的四名女生学生领袖详情。
十、 对抗中共审查，“背铐”待遇酷刑！折磨致重病。
十一、柏林墙倒塌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死“乐翻秦城” 。
十二、1991年“外高联”负责人作为主要主导力量参与发起组建「中华进步同盟」 ，最早组党抗争，继续民主事业。
十三、为纪念“八九六四”二周年，1991年5月底，刚从秦城监狱出狱的王醒代表“外高联”，和“北高联”代表熊焱接受英国BBC 电视台专访，明确表明八九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因参与八九学运而被关押的学生和民众。
十四、王醒作为八九民运“留守”中国境内的代表性人物，长期遭受中共多轮次政治、经济刑事迫害，逆境成为金融家+战略学者！五起五落、百炼成钢、传奇人生。
十五、以八九民运主要学生组织为中心撰写本纪实专著，作出“八九中国民运的历史评价，得失总结与使命”
八九民运重大史实：
一、天安门广场指挥部“48 小时”之变，与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成立及其与“北高联”“外高联”关系是影响和决定了学运民运发展历史的关键点。//并对所谓“外高联”抢夺天安门广场指挥权谣言的澄清。
二、“天安门三壮士”砸污毛像事件相关事实与澄清。
三、 所谓“绑架柴玲事件”相关事实真相与澄清。
四、全国外地学运民运概况与遭受迫害状况， 全国各地参加、支持八九学运民运的学生、民众与估算统计。

郑旭光在「八九民运」三十七周年纪念研讨会发言稿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1989年，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争取自由民主社会的反抗运动，深深撼动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促动了苏联东欧共产极权阵营的全面瓦解，载入人类争自由抗暴政的史册。
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示威大学生所驻扎的天安门广场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外地进京示威学生是八九民运中令人瞩目的群体，他们的英勇抗暴的行为当被后人记述和传颂！
我们今天在这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首先，恭贺王醒先生的新著《「外高联」 与 八九中国民运》正式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八九民运史的重要空白，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对“六四学”研究文献的资料贡献，是对于中国民运以及人类民主自由事业经验库的重要贡献。
王醒先生是八九民运的重要参加者和领导者，在八九民运期间，王醒由哈工大前往北京，是外地赴京大学生所成立的联合组织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外高联）的副总指挥和秘书长 。王醒先生是外高联总指挥、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首任副总指挥连胜德的紧密伙伴。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一并向今天未到场的连胜德先生致以敬意和问候！
简单回顾下我与连胜德先生相识前的部分学运活动：
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作为广场静坐学生代表与熊焱、熊炜一起与中共中央胡耀邦治丧办（乔石负责）交涉；之后我参与发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航学自联）并领导了北航学生参加427大游行；参与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早期组织活动并担任北航学自联派驻北高联常委会的常任代表（简称北高联常委）；
1989年5月2日，我作为北京高校学生提请对话请愿团的副领队与王超华（领队）、王丹（副领队）率北高联全委会成员向中办国办和人大办公厅提交对话请愿书；
1989年5月13日， “北京各高校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要求和政府进行平等、公开、直接对话。敦促政府立即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展真正的对话，对话要求是否定的426社论动乱定性，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
北高联号召全市各高校学生以各种方式保护和支持这些同学的行动。我和王超华 、王志新、张铭、梁二、马少华等北高联常委也赶赴天安门广场现场参与北高联对于绝食的声援、后勤、安保等组织协调工作，我还与张铭等在纪念碑三层组织了北高联在广场的临时机构和机制，组织来广场声援静坐游行示威的学生市民的协调工作。

八九民主运动的主体是大学生群体和城市市民群体。运动期间，除了在本地开展争取自由民主反对官倒腐败的运动之外，还有各地几十万大学生相继涌入北京声援北京的大学生运动。1989年5月19日晨，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成立了“外高联”（外地赴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指挥中心），并与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联合组成“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协调广场上的绝食静坐安保秩序和声援示威活动，并在邓小平非法调集野战军强行进城之时，协调指挥了北京市民、学生的反抗戒严堵截军车的行动。
北京市民、学生们奋不顾身的、统一协调的反戒严的行动使得邓小平的非法戒严遭到严重挫败。数万携带重装武器进京的野战部队被迫“原地休整”。戒严难以按计划实施引发中共高层分裂：
5月21日，张爱萍等七位“开国上将”上书要求军队不要进城；
两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成员胡启立和乔石找到的拒绝执行配合戒严行动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请示工作（胡）、表达焦虑（乔）；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也电告同情学运诉求的万里委员长提前回国主持工作。
曹思源开始征集五十六位在京人大常委签名要求开紧急人大并于5月24日完成。。。
北京市民和大学生（包括外地进京大学生）的反戒严镇压行动获得了全国各大城市市民的支持响应，在港台得到热烈响应，也获得海外华人和中国留学生的群体热烈支持。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奋斗史上出现一个百年难遇的政治转型窗口期。。。。。。
按照本书记述，“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是外高联和北高联（全称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于1989年5月19日戒严前夕联合成立的，这个组织延续到5月24日。第一任总指挥是郑旭光，副总指挥是连胜德，秘书长是王醒。时间为19日到22日；第二任总指挥是柴玲，副总指挥是连胜德和张伯笠，其它主要成员维持未变。时间为23日到24日，48小时。
现有的八九民运研究者们对于从1989年5月19日 到5月22日这个戒严前后的关键时期，“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协调北京市全境抵抗戒严拦截戒严部队军车行动及民众示威运动的 “的活动记述匮乏，这是八九民运史叙事中严重被忽略的一部分，也是早期的八九民运叙事中出现了一个自然的缺失：即八九民运的研究者主要采纳了早期海外流亡者的立场和角度下的叙事。
流亡者有言论自由，坐牢者无自由言论。1989年5月24日开始的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大量故事能够展现，是因为其总指挥柴玲， 副总指挥李录 、封从德 、张伯笠六四屠杀后都流亡海外，先声夺人地塑造了他们作为八九民运后期阶段一线领导者的形象，当然后来，他们也因此承受了来自多方面的批判与指责。
同时，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的第一任总指挥郑旭光、副总指挥连胜德和和王醒都入狱了，在秦城监狱中，我曾与外高联前期的副总指挥蒋宏雷、赵湖岗同号，也与王醒做过邻居。1990年，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人指控我以“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总指挥“名义调集学生纠察队堵截戒严部队执行戒严令，并宣读两位证人证言佐证。
王醒先生的新作不但记述了外高联的历史，也揭示了北高联外高联合作成立的 “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的活动事实，是对于八九民运史的重大贡献！
我们再简单回顾下“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的成立背景：
1989年5月16日，在全国各界声援绝食学生的背景之下，赵紫阳在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见面时透露了十三大一中全会的秘密决议：重大问题邓小平掌舵。此事引发倒邓浪潮。当晚，赵紫阳正式在常委会上提出否定426社论定性，获得多数支持但未作决议。
5月17日邓小平在家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戒严，由李鹏乔石杨尚昆负责。
5月18日上午，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兼任军委副主席、秘书长在杨尚昆在军委召开绝密会议安排调兵进京（携带轻重武器装甲车携带实弹），中午李鹏等与十二名学生代表见面。下午，38军军长徐勤先拒绝领命率38军携带重武器和弹药进城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请假三天。
北京大学生广场绝食后，数百所外地高校数十万大学生涌入北京 ，广场面临严峻的秩序、后勤、宣传和安全状况，也产生了北京学生与外地进京学生协调必要性。北高联常委建议外地进京学生成立广场自治组织，1989年5月19日的凌晨四点左右，刚成立的“外地赴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指挥中心“外高联的总指挥连胜德先生带领外高联核心成员，来到了纪念碑下，我作为北高联常委在学运之声广播站接待了连胜德一行等，连胜德开门见山地提出成立一个双方联合指挥、统一行动的广场秩序维持执行机构 。我当场表态同意，当即组建「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由我担任总指挥，连胜德担任副总指挥 ，协调广场上北京学生与外地学生的示威活动。这既是北高联与外高联两个学生组织的合作起点 ，也标志着北高联与外高联实现了八九民运从“地方性抗争呼应”向“全国性组织协同”的正式跨越。
19日当天戒严部队即开始向北京城进发而遭到北京市民的围堵。成立之初作为提供广场示威学生组织协调秩序功能的“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当天即进入了“战时状态” 。派遣广场静坐示威学生组成学生纠察队去维护协调市民围堵军车现场的秩序成为刚刚成立的“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的最紧要任务。紧急组织、派出了上千支学生纠察队，配合数十万自发走上街头的北京市民，奔赴丰台六里桥、大兴、良乡、石景山等各大交通要道和城郊关口，配合当地市民群众用公交车和路障成功堵截了开进北京的数万正规武装军队 。20 日凌晨，李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宣布自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5月19日至5月21日上午三天紧张的堵截军车。 显示了北京人民与学生坚决反对戒严的严正立场，也迫使中共当局中对人民反抗意志（党心、民心、军心）估计严重不足的邓小平李鹏杨尚昆不得不暂缓强行进城的行动计划。
1989年5月21日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机会窗口，成为一个可以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天。
1989年5月21日上午10时，李鹏与乔石前往杨尚昆住处开会。面对十几万大军进城严重受阻、寸步难行的局面，杨尚昆在会上决定让受阻的戒严部队原地休整三天。在这三天期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内部思想动员，同时调入后续部队进京，以形成“大军压境”的威慑态势。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北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
李鹏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5月21日，叶飞、张爱萍、肖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等七位开国上将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首都戒严指挥部”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致函，内容： 首都戒严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 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入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从5月21日晚到5月24日上午，曹思源等各方联系到57位人大常委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这一数字达到了超过常委总数三分之一的法定开会门槛。。。
对此这一阶段，赵紫阳回忆说：17 日在邓家讨论决定戒严，虽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邓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但开会后几天的情况，实际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边了。19 日我向政治局请假三天，建议常委会由李鹏主持，并拒绝当晚出席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
19 日宣布戒严后，又是一次兴奋剂，又把群众的劲鼓起来了。静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们成群结队涌向街头，特别是实行戒严调军队进京，大大伤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进京的部队沿途到处受到市民的阻挠。成群结队的老太太、儿童躺在街上，使军队被阻在北京郊区，无法进入市内。这种僵持状态差不多有十多天。下午北京军区安排调兵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
5 月 21 日，乔石来我处谈了这些情况。他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如果不是邓一再督促，并且决定调更多的军队来京，这场大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市民、工人、机关干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下去，首都确有陷入瘫痪的危险。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
5 月 21 日，我找阎明复谈了我的这个想法，请他转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这之前，彭冲找我谈过，他说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还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他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赵紫阳三十问题】：5月21 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同志商量，就个人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
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赵紫阳还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
5月22日，戒严形势和缓，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本书中提到的所谓“48小时之变”，这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组织指挥权发生的一次重大更迭【参见本书第二章 “外高联”成立组建及前期活动 和天安门广场 临时指挥部 （1989年5月24日之前）第八节   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48小时”之变 】。“48小时之变”表面上是为“北高联”提供48小时回校休整的过渡期，但实际上演变成了原绝食团核心成员（柴玲、李录等）利用新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及首都各界维宪联席会议的背书，实质性剥夺了“北高联”与“外高联”对广场的控制权。这个“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在其新闻发布会上称北高联撤离广场是因为指挥不力，导致北高联常委王超华愤怒地要去学运之声广播站发声明驳斥，被我拦阻，我担心这种学生组织和领袖间的分裂升级带来广场上的混乱。
所谓“48小时之变“使得戒严后期的学生运动指挥实质上陷入分裂，也成为戒严后期难以组织学生统一撤离广场的关键肇因。首联宣传部长老木流亡后回忆说，他们当时若知道这个所谓48小时接管协议的存在，不会给予“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这个合法性。
王醒先生撰写的这部《「外高联」与八九中国民运》历史专著首次将八九民主运动中最被关注的广场绝食静坐示威抗争中两个重要的组织机构 “外高联”和“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的组织全貌、运作细节和真实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还原，极具史学价值 。
“外高联“和”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在八九民运中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是八九中国民运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值得继承，其教训值得反省，其参与者对于自由民主事业的贡献值得表彰于汗青。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