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异议群体中暴力思想的流行令人不安。暴力其实比非暴力反抗更加困难、更不容易成功，但是其鼓吹者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他们的话语却以日复一日地打击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为代价。更远一点看，将来发生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时候，这种混乱的思想状态很可能会增加维持非暴力纪律的困难，因而降低反抗的成功机率。

暴力论盛行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自己一方暴力能力不切实际的想象。暴力论者们认为统治者的暴力必须以暴力来回答，因为暴力与暴力才是彼此真正对等的力量。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枪？在中国刑法中，买卖、私藏枪支是可以判死刑的重罪。姑且不论这一限制，假使能获得某些枪支，又如何组织、训练一支足以能击败政府军的武装力量？

暴力正是专制政府之长、民众之短。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并不是一种好的战略设想。

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暴力论者们经常提到军事政变。然而，军事政变通常并不是民间所能操作的。当我们谈论反抗的时候，应该问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等待某个或几个将军来拯救我们。军事政变即使发生，其前景也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

非暴力与暴力的确明显不对等。这正是困惑暴力论者们的一团迷雾。他们因而将非暴力定性为软弱的，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其对于争取自由的巨大潜力和作用原理。

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先生在前面提到，从全球范围看，非暴力运动在推动政治转型上的成功率要比武装起义高出两倍。

这个数字是1900至2019年120年的统计结果。晚近的数据更加惊人：从1970年代到上世纪末，也就是在著名的第三波民主化期间，80余个政治转型中约70%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作用。21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后，斩木已不足以为兵，民众与政府之间在武力上，日益不可挽回地极度不对等。在这种大背景下，非暴力行动发展成为争取自由的最主要手段。

与寻求对等的、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传统思路不同，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迂回的反抗方式。它不是直接攻击对方最强之点，而是从对方最弱之处入手。

影响了20世纪共产国家命运的哈维尔，曾意味深长地提出“无权者的权力”。我想在这里略微补充一点，即“有权者的致命弱点”。非暴力之所以是一种能击败独裁者的强大力量，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这一弱点。

所有独裁者及其政权都必须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合作与支持。无论他们及其政权多么强大，他们的权力并非来源于自身。一旦人们克服恐惧，坚定地停止服从、合作和提供支持，他们就会失去权力，抵达穷途末日。

甘地早就发现了有权者这一致命弱点。他说：“人民若不服从，统治者就无法统治”。非暴力抗争在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将此称为专制者的“阿基里斯之踵”。

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发现的真理，却经常被忘记，更经常不被深信。缺乏深信，导致不愿去深入钻研这一反抗技术，以坚韧的努力不依靠暴力武器，而是通过削弱切断专制者、压迫者的权力来源最终击败他们。

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没有想象的暴力革命“便餐”，也不会有非暴力革命“便餐”，虽然非暴力实际上更可行。

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只适合于统治者较仁慈或有某种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一个基于想象而非事实的判断。它只对反抗专制或压迫的非暴力斗争在一些国家的最终成功略知一二，而并没有了解那些国家的反抗运动所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历程。如果去察看一些著名的案例，例如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国家的案例，看看那些国家抗争的民众和领导者所经历的杀戮、毒打、监禁等种种迫害和反复挫败，你可能会重新评估自己的判断。

这个判断不只美化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制者或压迫者。它也在影响我们做好坚韧抗争的心理准备。它将一切都推给政治环境，完全忽视了战略、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因而不利于提升抗争、使它变得更有效。

我们是否能摆脱这种前景，即任何寻求政治变化的非暴力行动，都最终会被镇压下去，而不会导致任何政治变化？这个问题横梗在许多人心头，非暴力倡导者们应该深入思考、给出回答。当然，回答必须是非暴力行动计划的关键内容之一。

反抗会遭到镇压，必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镇压有不同程度和类型，我认为应该避免1989年那种大规模流血，因为那是许多人所不能承受的。另一方面，抗争开始后也要顶住镇压、威慑，使镇压归于无效。

当镇压失去效用，当参与达到足够大的规模、蔓延开来，当运动强大到难以镇压下去的时候，非暴力就开始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力量。如果到了连军队也不愿保护独裁者的时候，他就只有倒台了。但这只是改变的契机来临的一种可能场景。

在相当长时间中，经常有呼吁、声明、联名上书和个案维权。这些都是非暴力的，但不要误以为它们就是非暴力抗争。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要更激烈，它是一种冲突、对抗，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说服可能是非暴力的一种效果，但达到强迫的程度才更可能有效。所谓“强迫”，就是违背对方意愿，对方不愿意也只能接受你的要求。

说到非暴力抗争，人们最先想到的似乎总是上街游行。但游行并不是惟一的、也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抵制、罢工等不合作方法常常更有力量，也相对安全一些。基恩•夏普总结出了三大类和198种具体的非暴力行动方法。

虽然暴力已经谈了很多年，我们没有听见一声枪响。另一方面，非暴力行动却的确发生过，最著名的当然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争和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但这两次大的行动都是自发性的，缺乏战略规划。我们需要转向有计划的战略性抗争，从而使抗争变得更有效。

这就需要更好地理解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技巧和成功要求，学会制定战略计划。遗憾的是，许多活动分子迄今并不认为有学习的必要，在他们看来，非暴力行动似乎只是上街这种“简单”的事，没什么可学的。

这就好像一个想在将来指挥战争的人，并不认为有学习军事、兵法的必要。我们要改变中国，需要先改变自己。要改变自己，需要从知道不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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