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鱼说小事：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全民皆偷、遍地是贼的年代。

现在经常有人把那个时代夸奖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秩序空前良好。主要的一个例证是，今天的老人摔倒在路上，轻易没有人敢扶，那个时候可不存在这种情况。

我想说，那摔倒在地上、被人扶起来转身就去敲诈好人的老人，正是那个时 代的人成长起来后的样板。

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仅此而已。

用某宁的话说：他们的思想都腐烂了，变质了，正像裹脚布一样一阵阵发出臭味来，现在还在腐蚀毒害我们。

那个时候，农民家里断顿了，无奈之下会偷生产队未长成熟的的青苞米、倭瓜、红薯......什么能吃偷什么，所以庄稼地里要有人看护，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两个“看青的”——这个活儿需要心狠手辣、六亲不认的人才能干好，当然因为可以睁一眼闭一眼，油水也不少，是个肥缺。

集体林地要有护林员，主要任务不是防火，而是防盗伐。那时房子基本都是民国遗存，到年头了需要维修，小队长批个条、大队长盖个章，自己领着人上山伐木，批五棵树伐十棵也正常，跟护林员关系不好的，指定伐哪棵就伐哪棵，肯定全是弯七溜八不成材的。

农村小孩子偷瓜果梨桃更是常事——瓜前李下之嫌这类词他们没听说过，真的是路边有李子一定是生的，因为熟的肯定早被人摘走了。

过去小学课本里有这样一篇课文：1959年11月，少年英雄刘文学为了阻止一个地主偷摘集体的青椒，被地主掐死了；然后就是号召全国青少年向刘文学学习。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无可考，但是那个年代大家知道的，连几个青椒都要偷，不能说不够可怜。我想要是个贫下中农摘几个青椒最多不过是批评几句，何至于搞出人命来？

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偷，做什么的偷什么，有的是公开拿，当时有句话叫“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有这样一个片段：张大民看到云芳家里人上上下下都穿用毛巾缝制的睡衣，告诉云芳：你能不能做衣服的时候把那个厂名盖在里头，省得让人家都知道你在毛巾厂上班？看起来云芳小时候“斗私批修”没学习好。

80年代后期改制开始出现下岗潮，有不少工人下岗摆摊卖当年从工厂“拿”出来的各种工具、仪表，甚至还有电机，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品。我当时逛街发现这样一条旧物街，当时就想，靠他们卖的东西，就能判断他们是从哪个厂子下岗的了。

那个时代甚至有个别工人故意生产废品，只好处理掉，然后和厂外人合伙收废品谋利。

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是：拿点集体东西怎么能算是偷呢？

不过拿习惯了，个人的东西也会丢。晾晒衣物要常盯着点，在外面放一晚上你忘了收，大多就会别人收走了。

那时候我哥哥当兵，好不容易淘汰下来一套旧军装给我，我那时也是没有生活经验，穿了不长时间，就在晾晒时候被人“顺”走了。军品稀罕的人多。之前几年偷和抢军帽是全国普遍都发生过的事。

连自行车铃盖、鞍座套也丢，看到有位网友描述自己在车铃上焊上一个网防偷，这可是个高技术活。

原来的自行车上有人为了赶时髦，会在前轮上安装一个摩电灯，像今天给自己的爱车加个尾翼似的，后来发现那东西往往用不了几天就被人拆走了。当时的自行车还是比较珍贵的“大件”，所以一般都会妥帖保护，离身一刻都要锁得死死的，多数人家晚上要把车子推到屋里来。

70年代后期因为升学率低，农村念完初中就下地干活的的半大孩子多、城里返城知青多，社会失业率高企不下，一度用“子接父班”解决就业问题，但毕竟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接班”，其他的孩子还是找不到工作。这时社会治安开始变得更坏，无奈开始了八三严打，白宝山就是那个时候进去的，他认为已经判过刑了，严打时又加刑不公道。

严打是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不得已的运动。

这是一个全民皆偷，也不以当贼为耻的年代。拿点单位的东西怎么能是偷呢？可惜如今竟然被美化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确实可以“夜不闭户”，那一定是家里连自己都找不到什么可以偷的东西了。

那时的马路也确实干净。我看见过农村老家一老汉，偶然捡到一个很精致的塑料袋，非常高兴，拿着洗洗干净后当烟口袋用了好几年。那时的马路很干净，一根钉子、一个钮扣、一个纸盒、一块塑料......都会被捡走的，连马路都穷到比脸还干净。

为什么不以偷为耻呢？这样说也不对，当时人们对个人的东西还是很在意的，不到万不得已不偷个人的东西。当时人们的观念就是，偷个人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偷，至于摘集体的几个茄子青椒怎么能叫偷呢？集体的就是大家的，大家的就有我一份，我不拿别人也要拿，别人拿了我不拿，不就吃亏了？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厂子当然大件的东西不用管，小件可以偷的东西都要保管好，要么随时可能不知道被哪位哥家里用得着就拿走了。今天人们很难想象从公司或者企业往家里带产品的事情，但那个时代却是常事。

乌托邦的理想社会里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但那种理想社会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那时代的人们道德情操没有那么高尚。

有位网友描述，那个时代的公交车被老百姓戏称是“斗批改”，这个现象持续到新世纪才有改观：

斗，就是逗你玩，不在站点停车，你在站点前等候，他在站点以远停车；你在站点以远等候，他在站点前提前停车。等你跑到停车位置，他开走了。

批，等一两个小时没车，一来就是三四辆同时来。

改，司机可随时改变线路，将等车的乘客甩掉。

集体垄断加上没有很好的管理就是这个结果。如果那个时代人们真的道德情操高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那时的商店营业员可是个俏活儿，特别副食店和粮油店，动不动就给你脸色看。有点什么好商品自己人先挑好留足了再开门营业，好东西都从后门走了。“走后门”“二十响”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留下的词汇。很难想象一个连二斤咸带鱼都要走后门的时代，人们的道德情操会高尚到哪儿去。

仓廪实而知礼义，指着道德情操来规范社会肯定是不靠谱的。

听老辈子人讲，过去老年间做买卖都是很讲规矩的，比方说你去一家杂货铺突然相中一口缸，可是身上又没带钱，会和老板说：这口缸我要了，下午带钱来取。这样老板不管后面的人哪怕出价高一点也不会再卖掉它，因为已经被人订下了。这就是过去的契约精神。现在恐怕多给几块钱就可以拿走，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再信任——你顺嘴一说，不再来买，我这口大缸的生意不是错过了？

良心丧于困境。

当黎民吃不上饭时，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进入70年代末以后，随着信仰的崩塌，新的社会规则正在一步步确立。《重案六组》里有句台词说：“今天逮着的这家伙，看完证据心理一下子就崩溃了，连小时候偷过橡皮的事全撂了。”连几个地瓜土豆都要偷，物质窘迫到这种程度，如果你说那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代，鬼才信。

那时即使是高层出过国的也不多，连他们也以为真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等待我们去解放。和今天的县官差不多。为了打开局面、说服大家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上面搞了一次出国考察，纷纷向欧美日派考察团。他们回来后，信仰的大厦瞬间崩塌了。当时电影《牧马人》的原型讲演家曲啸去了一趟美国，回来就大病不起。

信仰崩塌的另一个恶果是，不以贪为耻，没抓住算本事，抓住了算倒霉。人们对贪官只有旁观为乐。别看现在的人都咬牙切齿地恨贪官，其实人们不是真的恨贪官，只是恨自己没有贪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