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50周年随笔（4）
一支笔救我家两代人
我在1985-1988年间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毛的神话已经开始破产。我在美国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成功，又从书本中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有所了解。特别是研究了台湾的经验后，深信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一九八九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台湾是对的》评论（So Taiwan was right all along），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华尔街日报》评论版总编辑白德理（Robert Bartley）先生打来的。他请我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中国的局势。当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最后，解放军的坦克开进广场，酿成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 我父亲李洪林支持民主运动，因此六四以后被中共秘密逮捕。父亲突然被捕，全家人非常担忧。在一个法律不公正的极权社会，家人只能默默的为父亲祈祷，一点办法都没有。全家只有我在美国。我当时想，必须把父亲非法被捕的事情公布出来，中共受到舆论的压力，就不会折磨父亲。我马上想到白德理先生，赶紧告诉他这个消息。白德理立刻让《华尔街日报》的资深编辑萝赛特女士（Claudia Rosett）就我父亲被捕一事采访我。很快，《华尔街日报》登了六四事件中被捕的几位著名知识分子的特写，题为《消失在中国的古拉格》（Lost in China's Gulag）。父亲的相片也登了出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影响很大。中共对父亲的关押条件也不得不改善。十个月后，在国际压力下，中共释放了我父亲。
十二年后，2001年我从香港去深圳，在罗湖关口被中共秘密逮捕，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华尔街日报》又为我被非法逮捕大声疾呼。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萝赛特女士写的，题目为《第二十五个人质》（The 25th Hostage）（当时中美撞机，中国扣留了二十四名美国机组人员）。五个月后，在美国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下，中共释放了我。
英文有句谚语：「笔的威力大于剑」（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白德理和他在《华尔街日报》同仁的笔，比中共的坦克更有威力。这支笔，救了我家的两代人。
当然，美国政府也不遗余力的拯救我。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通过决议，要求中共释放我。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干预，并给我的女儿回信，承诺帮助我。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还有我太太所在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校长给中共写信，要求放人。
我获得自由后，飞到美国，在旧金山机场落地。受到很多人和记者的迎接。从记者群里走来一个人和我打招呼，那正是罗赛特女士！面对镜头，我说我能获得自由，首先要感谢我的国家。
立刻中国小粉红攻击我，他们说你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我的国家当然是美国。
我在1995年入籍美国，这是一个下意识的选择，并不是为了方便。人无法选择他的出生地，但是一旦有选择入籍一个国家，我就要选择一个有人权、法治、民主、和保护自由的国家。
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毛泽东和中共政治上压制人权，剥夺自由，经济上把中国破坏得很厉害。所以在1980年代，中国有很多人都希望离开。如果一个人要背井离乡到一个新的国家居住，那么美国无疑是首选。
这不仅因为美国强大，而且它最开放容纳。在我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中，美国是我所见过、也是我认为最能够接纳移民、最少因为出身而歧视人的国家。
当然，美国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但它拥有纠错的制度，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走出了危机。
一旦选择了美国作为我的国家，我当然希望美国强大。我也尽我的努力维护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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