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真实的“人民共和国”
Perry Link: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是在1973年5月。
在延安，当我们四个外宾登上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时，司机大喊了一声“外宾”！立即就有四名乘客站了起来，给我们让座。在我身旁站起来的那位老大爷，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情愿这么做。我说“您请坐”。但他什么也没说，仍然站着。我也 站着，很尴尬。在余下的车程中，乘客们经历了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有个空位的可笑场景。

乘坐火车，我们外国人总是坐的“软卧”，而同一列车绝大多数人坐的是“硬座”。我问我们的导游，“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软卧等级？”“除了我们，谁坐软卧？”
导游回答：“领导”。
“为什么？”我问，当时不知道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他们很忙。他们有很多的重担。他们需要软的卧铺。”

我以为这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给了我一击。在旅途结束前，又遭遇了几次打击。我印象最深的例子是在唐山，我们参观巨大的唐山煤矿。我们乘坐一台升降梯下到地底下很深的地方。（三年后发生了7.8级唐山地震，就在这个煤矿里埋了无数的矿工。）

乘坐小型火车车厢，通过地下迷宫般的隧道时，我注意到了不同的标志：“慢！”，“鸣喇叭！”等等。这些标志是用传统的中文汉字写的，不是简体字。我还注意到这些标志中没有政治口号，这与地面上到处是毛泽东的口号和语录横幅形成鲜明对比。

回到地面后，我问我们的导游：“为什么下面没有毛主席的语录？”
她立即回答说：“哦，那里太脏了！”
她似乎对我这样想——把毛主席的思想放到这么不合适的地方——有点不高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让我难以理解的事实：煤矿里的肮脏情况，对于工人阶级没问题，但对于领袖的思想就不行。

母亲的纪念品

我的母亲出生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是一位热爱土地和大自然、十分淳朴、又实在的人。她最爱吃的是麦芽精(wheat germ)，褐色是她最爱的颜色。在上海的时候，我在一家小商店里看到一把高粱杆儿做的扫帚，手工、自然，代表了劳动的神圣，我觉得她肯定会喜欢，可能还会挂在墙上当摆饰，于是就买下了。

不过，被随行的导游看到以后，麻烦就来了。他问我：“你买那个干嘛？”

我就把我母亲如何如何跟他讲了一通。

“我给你去换一把好的!”

说着，他就把扫帚从我手里拿走，去到店里，换了另外一把回来。在我看来，他换回来的那把，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对他来说，换回来的那把更加完美无缺。扫帚换完了，但是，这件事儿还没完。

在回到旅店的路上，他问我：“你母亲难道不喜欢丝绸么？中国有很多丝绸，中国还有玉雕，有景泰兰，你为什么单单要挑一把扫帚给你母亲，以它来代表中国呢？”

听了他的这一番话，我开始意识到，在导游看来，我为母亲买扫帚带回美国作礼品，是一件对中国“不友好”的举动，这么做，是在说，我和我母亲“看不起中国”。

---林培瑞初到中国：扫帚与丝绸

图：Perry Link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合影，19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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