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者在香港——北大夫妻
沈迪克和梁成金夫妇逃港的经历:
1957年两人没毕业就双双被打成右派
1960年两人在北京结婚
1961年两人辞职回原籍,开始做生意攒钱
1962年5月1日 受到街道公安的威胁
1962年5月10日一家三口从广州经过蛇头逃港
1964年沈迪克得到香港大学助教职位,生活开始正常
沈迪克是成都 人,出身于军医家庭。1949年,父亲逃往台湾,曾担任国民党海军总医院院长。父亲去台时,沈迪克已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他辍学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却因出身问题一直备受歧视。先是在空政文工团做图书管理员,后来调到空军直属机关做文化教员。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梁成金。
梁成金是广东人,毕业于广州女子师范学校,1951年参军,1952年到北京空直机关做文化教员。两人在工作中相爱,1954年同时转业,又同时考入北京大学——沈迪克读物理系,梁成金读化学系。在北大,他们是出双入对的一对情侣。
1957年,沈迪克被打成“极右分子”。不问政治的梁成金,因不肯与他划清界限,也被划为右派。1958年,沈迪克被遣送到北京无线电仪器厂监视劳动,梁成金被发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科委所属的科技学校任教。这对苦难中的情侣依然维系着他们的爱情。1960年,梁成金怀孕,两人奉子成婚,在北京领了结婚证。
但沈迪克的厂领导正在整他,要将他开除送去劳教。梁成金只能独自离开北京,去天津亲戚家生下了女儿。产假期满后,她带着女儿回到呼和浩特,可一个右派的二十九元生活费,根本养不活母女二人。
与此同时,沈迪克也面临绝境——不去劳教,就只能做无业人员自谋生路。在那个计划经济和介绍信无孔不入的年代,几乎没有自谋生路的空间。但二人已被逼入绝境,别无选择。梁成金辞职回了老家成都,沈迪克则带着女儿回到广州。两个北大高材生,开始谋划赚钱谋生、伺机逃港。
沈迪克发现当时饥荒严重,食物匮乏,很多人都去钓鱼果腹,但国产钓鱼线质量太差。于是两人做起了钓鱼线的生意——梁成金在广州黑市买来港产钓鱼线,寄给沈迪克在成都出售。先零售后批发,短时间内获利颇丰。但他们深知投机倒把风险极大,做久了迟早出事,所以在赚够出逃费用后便收手了。梁成金把钱换成了金首饰,又淬炼成足金——因为蛇头只要金子。
就在他们托关系找蛇头的时候,环境进一步恶化了。
梁成金后来这样回忆当年的逃港经过:
“1962年五一节,二龙街派出所的高同志来到我家,很严肃地告诉我:“你们五类分子要马上迁走,因为五类分子是人民的公敌,一律不准住在广州市区,要回农村落户,接受农民劳动改造。你是右派分子,你和你女儿得赶快回乡务农。”她说的话犹如法律的判文,即时生效。
过了五天,她又来了,追问我要去哪里。她是公安局的干部,在她管辖的区域内掌握着生死关押的大权,我们和她说话时都非常小心。我告诉她我家世代都住此地,这幢房子是曾祖亲手建的,不知道乡下在哪里。至于母亲娘家,那是珠海南屏,所有亲人早就去国外了。她一听说“珠海”二字立即要我闭嘴——因为那是边防区,与澳门相接,普通人进入都要持有公安局的边防通行证。她说:“我会找地方送你去。”言下之意,劳改营在等着我呢。
我们家大小三口人——夫妻俩都是右派,女儿才一岁。丈夫是极右派,1958年被判到工厂监视劳动,1961年初回成都老家。我同年退职回广州,也不可能和丈夫在一起。双方都是无业游民,又是不同地区的户口,几乎陷入了绝境。
自从1961年我从内蒙古退职回家后,一直都在找关系、筹资本,要逃出去。如今急需想办法,一切在所不惜。正在这时,我们的机会到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通过弟弟朋友的数层关系,我们找到了蛇头。1962年5月10日早晨,我匆匆忙忙提起个小包袱,背上小女儿,在偏僻的公交车站上汇合了孩子她爸老沈——他刚从四川赶过来。一家三口登上一辆破旧的公交车,在泥泞的公路上颠簸了足有三个小时。
下车后,有人带我们去住招待所。当年住招待所是要介绍信的——一封由工作单位出具的函件,写明某人某天到某地公干,信头印着单位名称,下款盖着单位的“豆腐印”,一般是木刻图章。没有单位的人离开家乡就是“盲流”,我们必须会干非法的勾当才能不被抓。出门前,弟弟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封空白介绍信,这无疑是我们的护身符。我们顺利度过了第一夜。
第二天,蛇头带我们穿过小路,一条小船把我们送进一个小村庄。蛇头点明该收的路费——一条小绳子穿着十多只金戒指,都是二十四K足金。我也没有称重,估计有二两左右。看来他对这份收益还算满意,把我们安排在一户农家住下。
我们无奈地等了整整七天,每天只供两碗潮州粥。偶尔他们打到了鱼,也有海鲜下肚,但都要高价卖给我们。直到5月18日,天刚亮就被告知“要上路”了——有船要出海。
我们赶忙从那间破农舍奔出,她爹背着小娃,我提着唯一的布袋和一瓶水,连滚带跳冲出去,跟着一群同路人翻过一个不很高的山头,下到海湾。一望无际的南中国海,就展现在眼前。
我们的船在风浪中漂流了好几个小时,险象环生。终于遇到了接头的帆船,将船上的人和我们的小船一起拖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后,港警见夫妻俩一副书生模样,料想是落难的知识分子,便另眼相看,态度客气。询问中又得知梁成金的叔叔在香港警局任职,便告知他们这样的情况可以立即取得合法居留权。幸运的夫妇俩没有像其他偷渡客那样被关押,很快就顺利地留在了香港。
初到香港的日子极其艰难,两人为谋生曾当过工人,也做过文章写手。直到1964年,沈迪克谋得香港大学物理系助教的职位,一家人的生活才开始走上正轨。七十年代,沈迪克申请到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的机会,梁成金带着四个孩子陪读。博士毕业后,沈迪克回到港大继续任教。
沈迪克和梁成金,是北大学生中罕见的逃港成功者,也是最幸运的。很多比他们更有才华的人还在挨整,蹉跎了二十年的岁月。然而,沈迪克后来事业稳定后却移情别恋,深深伤害了患难与共的妻子。他们的四个孩子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都有不错的职业发展,一直照顾和陪伴着母亲。
---@凤翅金盔泛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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