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觉得,环境对人类行为方式的影响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大的多。
比如清中期,因为玉米、红薯、烟草这些可以在山地、坡地生长的作物大量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人口,光乾隆中后期的五十年间就翻了一番。1744年时1.6亿人,到了1795年激增到3.4亿人。
人口激增有利于分工的细化,但对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因为人口持续快速增加,多出来的人口不断向西北、西南林地、山地迁移。但人又不能吃树叶,睡地上,就需要砍伐森林来建房、取暖、耕做。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迁往黄河上游,并持续大量滥砍滥伐,致使水土流失严重,进而导致黄河决口也越来越频繁。
在人口没有激增的年月里,黄河一般10-20年泛滥一次,但自从乾隆中后期人口暴增后,黄河每两三年就决口一次。到了嘉庆年间更夸张,几乎是年年决口,搞得清政府苦不堪言,国库近一半的财政收入都要用在黄河与大运河的固堤与赈灾上。
财政支出明显增加,税收又因为农业生产低效加上士绅阶层免税而难以增加,高级官僚,尤其是皇室的用度更是难以压缩,多花的钱从哪儿来呢?
那就只能从各种潜规则里来了,比如卖官鬻爵、议罪银等,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开始制度化了。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乾隆以前就没有,而是说没有那个普遍,也没有制度化,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到了乾隆中后期,已经普遍化支付化了。
潜规则普遍化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地方官员普遍的巧取豪夺,百姓的大规模反抗,再加上鸦片贸易致使白银外流而导致的经济紧缩,都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而民众奋起抗议是因为经济负担不断加重,而负担加重又是因为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增加又是因为黄河决口越来越频繁,黄河决口频繁是因为上游滥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而水土流失又是人口激增,人们从平原河谷迁往山地坡地的必然结果。
人作为环境的产物,面对环境时大多时候只能适应,尤其是在前现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而文化、制度、观念等,不过是对环境适应的具体反应而已。
比如,在经济落后收入地下,甚至生存都收到威胁时,勤劳和节俭就是不容置疑的道德高地,因为只有尊崇这些观念,生命才能得到延续。
反之,在经济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平等自由又会变成道德高地,因为在生存问题普遍解决后,精神世界的满足才是人与人的不同之处,或者说精神世界的满足才是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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