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想要通过产业链升级，从中共国这样的伤害链系统转型为美国这样的产业链国家时，需要经历的流程是清晰的。

首先是生产技术的升级。
继之以生产者思维能力的升级。
其后是生产者权利意识的觉醒。
再然后是民众维权能力在维权活动中增长，维权手段不断丰富。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维权能力的增长过程没有被伤害链上层用暴力镇压打断，维权活动就会逐渐由零星、个体发展为普遍、群体，然后公民社会自然发育，呼唤政治改革的民间声音越来越响亮，敢于带头维权，用种种手段增强生产活动对人祸的抵御力的企业家不断涌现。
当伤害链上层试图保持的伤害力落差，被底层生产者的能力增长冲破、颠覆，社会在经历过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阶段后，就有可能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那就是官商勾结由以官为主，转向以商为主。那就是官员由对商人进行勒索剥削的伤害者，转型为商人政治诉求的代言人，由保护伞变成保护者。
生产者们最终会建立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法治政治体制，实现对生产活动的国家级守护，实现产业链式的维稳。
而政府，则成为向生产者们提供公共服务的供应商，官员们，从此成为产业链的雇佣兵。
这就是所谓的颜色革命。
国家成功完成由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的转型。

在产业链取代伤害链的完整进程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生产者维权能力的升级不被统治者的暴力镇压打断，是让底层生产者的维权能力能成长到实现对伤害力落差的突破和颠覆。
产业链实现从维权到维稳的升华。

鱼跃龙门，这就是龙门。

这就是中国变成美国，中国劳动者变成美国劳动者，中国企业家变成美国企业家，中国伪中产变成美国真中产需要跨越的现实障碍。

不止中国。
这也是无数在懵然不觉时已经由伤害链转向产业链的传统国家，在试图完成现代化转型时同样会卡的瓶颈。
底层生产者明明已经开始适应“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了，却没能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能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理应得到的人权保障，也就没法拥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者一样的抵御人祸的能力，生产活动的抗干扰能力。
所以他们会维权。
普通劳动者，底层生产者，他们所维的权，是生产之权，是生活之权。
不是中共维稳所维的特权。
生产者的维权，本质上就是产业链的维稳。是北美红杉的幼苗在对巨型铁镰挥舞嫩叶。
在力量对比悬殊时，他们的维权显得那么卑微可笑，但当产业链成长到美国那样的体量，曾经威武的铁镰，就会被巨树碾为齑粉。

困扰着中共国内和全球许多转型社会的生产者的“瓶颈”，到底是什么？
是生产者与伤害链上层之间，暂时还没有被颠覆的伤害力落差。
是由维权到维稳的能力升华。
是由菟丝花般的柔弱藤蔓到北美红杉样的擎天巨树的形态改变。
是从逆来顺受到反戈一击的火山爆发。
是底层、是打工人、是伪中产、是企业家终于觉醒，觉醒为建国者。
是利益已经与产业链逻辑深深绑定的所有人，涵盖社会90%以上的人口，终于有能力创建属于自己的象美国一样的现代国家。

这里的关键字，是能力。

在伤害链上层的反复收割之下，底层生产者的能力成长是艰难的。
产业链的古老藤蔓经历了不知多少年的艰难演化，才在两百多年前绽放出美国这朵繁荣之花。
但能力的成长也可以是容易的。
如果你意识到全球产业链是一个整体。
如果你意识到你所在的国家，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产业链生态的国家和美国的区别，是同一株古老藤蔓上已盛开的花朵，和尚稚嫩但终将绽放的花苞。

我反复陈说繁荣觉醒的重要性，反复陈说产业链萌生清晰自我意识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一旦全球产业链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可被称为“全球商业帝国”，与匮乏帝国遥遥相对，势难并立的存在，一旦产业链意识到自身的维稳应当以整体为单位进行，那么美国的力量，欧洲的力量，已经成功创建属于自己国家的那一部分成熟产业链的力量，就可被急需力量的稚嫩花苞们借用。

想要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想要避开种种人祸，产业链逻辑的信徒只能与产业链逻辑的信徒合作。
成熟的产业链国家与伤害链上层的合作，只能是在当地生产者尚未成长起来前的权宜之计。
当美国把中共国改造成“世界工厂”的时候，在流水线上，在车间里，在各种生产活动中创造价值的，是生产者。是被享受特权的伤害链上层狠狠压制在社会底层的生产者。
渴求稳定，渴求生产活动不受干扰的生产者，是产业链天然的同盟军。对全球产业链的维稳而言，为保自己的特权而一次次实施镇压，组断产业链升级进程的伤害链上层，才是“不稳定因素”。
全球产业链维稳的正确姿势，应是成熟产业链国家放弃与伤害链上层的合作，改为站在稚嫩产业链一方，帮生产者消除“不稳定因素”，让生产活动得以继续。
中共国不是号称“世界工厂”吗？
那么欧美企业家组团投资，消灭中共，就是产业链的“护厂”。
只要让全球产业链的维稳能力，延伸到渴求稳定的地区，取代已经无以为继的伤害链稳定，只要让一个新的“物业公司”取代正在王朝周期律作用下成为地区最大不稳定因素的专制政权。

全球商业帝国就能收回它本就不应失去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