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国，直播带货是非常成功的商业模式，但在欧美国家，同样的商业模式却未能获得同样的成功。
为什么？
因为中共国这类国家培养出来的客户群，正是最方便直播带货、偶像营销、饭圈经济，乃至强人政治、个人崇拜，乃至从层压式传销到更“高大上”一点的P2P、烂尾楼等骗局收割的韭菜田。
因为中共国这样的伤害链系统，一直都极力压制普通人在“评估他人可信程度”这个方面的能力的成长。
伤害链逻辑排斥基于平等互信的合作，只接受基于伤害力落差的，由强者对弱者的胁迫和控制实现的“合作”。
伤害链逻辑构建的合作关系，是非自愿合作关系，是并不依赖双方的互信来保持的合作关系。因此，在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社会所衍生出的文化传统中，如何寻求他人的信任，如何保持他人的信任，如何谨慎地评估他人的可信程度，有限度地投放对他人的信任，都不曾被视为重要的生活技能得到传承和发展。
在伤害链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个人，往往既有严重的信任障碍，又极为轻信。
他们不擅长合作，不擅长构建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这些不擅长背后，是风险控制能力的缺失。
与风险控制能力的欠缺相对应的，是呈现在各种风险行为中的盲目性，是在不得不冒险时闭上眼睛完全凭运气去赌。
所以中国人既有严重的信任障碍，不肯信任他人，又会在进行分明涉及重大利益的决策时表现得轻信、盲信、迷信。
而他们风险控制能力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缺乏评估潜在合作者可信程度的有效手段。
中国人只会感叹“知人知面不知心”，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评估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整个人类文明演化史中，信任的构建都是影响社会规模扩张的重要议题。
而产业链的生长更是依托于此。
没有信任，就无法交易，没有交易，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无法促成社会各部成员的分工合作，没有分工合作，就不可能通过分工、生产活动的专门化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令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增加。
如果说伤害链与产业链各有各的“术业专攻”，那么内耗，对下位者的PUA、规训洗脑、“骗小孩”，就是伤害链的专业，是它的强项。而协商，为保持合作过程中的平等地位对彼此的可信程度不断进行评估，就是产业链的专业，是它的强项。
所以伤害链系统会创造出“三纲五常”，会创造出以盲从为美德，赞美下位者毫无意义的牺牲例如愚忠愚孝的伦理体系。
而产业链则创造出了合同、信用体系，创造出了一系列能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使用者风险控制能力的制度工具。
伤害链是鼓励轻信的，鼓励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轻信与盲从。
伤害链推崇的臣对于君的忠，是无条件的忠，是对君主的能力和品格不评估不质疑不关注的忠，是基于上下级关系的确立就必须保持的无条件盲从。
在这样的关系中，下位者不但没有权利“评估”上位者，甚至就连想一想“这个人值不值得”在道德上也属于不正当。
而在伤害链系统中，在伤害链逻辑主导的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是按下位者的标准被规训教育出来的，因此每个人都没有接受过“评估可信度”的训练，几乎每个孩子在“如何信任他人”这件事上，都需要独自摸索。
建立平等合作关系虽然是产业链社会的生活常态，评估潜在合作对象的可信程度虽然是产业链环境中每个普通人的日常，但对成长于伤害链环境的人们而言，这是一种陌生的、甚至带着些禁忌意味的举动。
他们不擅长，不擅长有理有利有节的，小股小股的投放信任。
他们只擅长赌。要么一丁点信任也不给你，为了避免和你合作时需要不断担忧你的背叛就干脆拒绝合作，要么就以赌徒的姿态一次交付全部的信任，给你一个人，把你当成他心灵的寄托，把你当成能喂饱他巨婴心灵空洞的精神奶瓶。
直播带货在中共国为什么这么成功？
因为中共国人其实是既无信又轻信的，在不得不交付信任的时候，他们会以赌徒的姿态，闭上眼睛，跟着感觉，把信任交给一个当时当地让他们“感觉好”的人。
在商务营销领域，他们会捧红头部主播。在娱乐圈，他们会带旺饭圈经济。在政治领域，他们会追捧政治强人。
他们是极其不成熟的合作者，没有针对性地建立信用记录，不断评估打分和调整信用分数的意识。
即使在人生最重大的投资事项中，在选择人生伴侣或是准备背负30年房贷的时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做的，也就是“闭上眼睛赌一把”，是跟着感觉走。
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是艰难的，但这套体系的功能是巨大的，学会使用这套体系对任何一个希望获得现代社会生产能力的国家、民族，是必须的。让社会获得在政治领域进行风险控制的能力，将官民之间的关系由伤害链式的上下级关系转为平等合作关系，则正是由伤害链社会转型为产业链社会的关键。
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们需要学会由赌徒式的盲目信任，转向有理有节有依据的合理信任。需要学会以成熟合作者的态度谨慎评估对手、有节制的管理己方信任资源。
但这样的成熟还需要制度的支持。
信用体系的建立，则需要以信用记录的真实度，不良记录的公开，尤其是政府不良记录的保持公开为基础。
这是伤害链国家的政府绝不敢做的事。
可靠的信用体系，是产业链逻辑的最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