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之子张胜说：「说到我父亲和周恩来的关系，『文革』中，父亲被批判、被审查、被关押，都有周恩来的签字，他在绝望中，曾几次给周恩来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为什么，和党内很多老同志一样，父亲心里一直认为，在中央高层，只有周恩来才是了解他的，他没有能为自己说话，那是他确实有了 难处。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认命了。在『文革』被打人死牢最绝望的时刻，他想到周恩来，党内还有一个清廉正直的人在，就会在心中残留下一丝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种幻觉。」 　　为什么很多人对周恩来抱有这种幻觉？

陈伯达回忆：（找毛，毛不见）因觉得康生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好，又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康生，想请他帮忙疏通一下。康生不接。要曹轶欧接，她也不接。当我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的秘书我稍等。不一会儿，恩来同志来接电话了。他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他说话的口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然而事实上，此语录是周恩来从吴法宪手里要去，再给毛的。
　在周恩来安慰陈伯达的时候，周正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对陈伯达下手呢！周恩来曾经点评林彪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现在看来，此话对于周恩来才是最适合不过，也恰恰是绝妙的讽刺。
　　
１９６２年北戴河会议上习仲勋因为《刘志丹》小说被批判。习仲勋回忆说：「我正在陷入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亲切的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继续说：「这包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诚心而论，作为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是周恩来手底下工作时间近十年、可依赖的工作人员。周恩来说了这几句不痛不痒、貌似关心、但丝毫没有丧失革命立场的「外交辞令」之外，丝毫无意为习仲勋去洗脱罪名或者辩护。
　　
但是想象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被中共这个天下最无情最势利的绞肉机所绞杀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你前一天多有权势，一旦被打倒，则是鬼都不上门，恍如剎那间掉进了冰窟去，到处只见一片白眼，冤枉挨整也是哭诉无门。例如彭真一倒霉，押送其回京的李雪峰和宋任穷一路上「无话可讲。」 　甚至昨天还是「亲密战友」，今天翻脸便是生死大仇，以便体现坚定的革命立场。
　　
正是这种无比残酷无情险恶的政治环境，反衬出了周难得的「人情味」。周恩来一面在会上跟着赢家痛打落水狗，过后又打电话或接电话，轻描淡写地宽慰两句受害人。也正如王光美说的：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在刘少奇、王光美项目组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批示「应予判刑」。

　周正是这样，一方面对周围同事总是表现出充满人情味的温情，往往关怀备至，似乎通情达理；另一方面，他对毛又是无条件的忠实，当任何个人与毛发生冲突时，他均会不问是非的站在毛的一边，非常熟练的对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处置。
　　由此可以理解张爱萍、陈伯达、习仲勋的认识，或者他们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或者是他们也有说不出口的隐情。

---《新发现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