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些朋友身上看到了时代变革所需的新人特点，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不再僵化和固守一些观念，其知识体系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他们乐意与人合作；他们很谨慎，也很乐意信任他人；他们有很强的自强精神和学习能力；他们能够清晰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他们有能力抑制悲观情绪，同时也不被乐观主义裹挟；他们有相当的政治智慧、谈判能力和理论基础，这是一种应用于社会运动的政治领导力。这些情况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为未来的社会运动注入全新的活力。

说到反对派政治运动的领导力，这与企业管理中的领导力有本质不同：老板发工资，员工当然服从领导，老板如果不发工资，员工就没有义务服从；但社会运动不同，社会运动是全靠个体本着自己意愿主动参与社会变革，领导者不大可能用金钱或利益奖赏每一个普通参与者，即使没有利益交换，社会运动参与者也一样在努力改变社会。这是社会契约和劳动雇佣合同之间的差别。社会契约对个体和社会的维系是超越功利主义评判标准的。不少中国人对此缺乏基本常识，他们以为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就是美国给了钱；如果美国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就是其他国家给了钱。这是一种相当坐井观天的闭塞观念，与时代格格不入，与事实相去甚远。

所以，对于社会运动而言，其领导力很大程度上依托思想观念和个体的主观参与，即使没有物质奖赏，也一样有人参与其中。相比而言，企业领导力如果失去物质奖赏就会崩溃，而且这类物质奖赏的激励作用有限：一个人可能为理想献身，但不大可能因为有人发工资就去送死。

真正考验社会运动骨干的地方就是在社会运动中培养政治领导力和社会号召力，其涉及到的内容更加复杂，对个体综合能力要求也更全面。我们说这是在培养反对派政治家并没有夸张。波兰团结工会的高层领导集体，在社会运动期间，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反对派政治家；但是一旦他们成功推翻了专制政权，他们就成了新政权领导者，这时候说他们是政治家毫不为过。事实上呢？他们並不是在上台以后才转型成政治家的，而是在社会运动中已经锻炼出来政治家的基本才能和品格。